# 015 公司现在发不起工资

五月九日上午，第一个来应募的人只问了一句话。

“一个月多少工钱？”

宁诚站在新搭好的接待棚前，沉默了两秒。

“现在没有稳定现金。”他说，“粮食也不能保证按月发。”

农文禄把话翻过去。

男人转身就走。

没有追问公司的机器，也没有问救命医生，更没有因为宁诚态度诚恳便愿意留下共渡难关。他走得很快，像是担心再听两句，今天找其他活的时间也会被耽误。

宁诚看着他的背影：“名字记了吗？”

范文盛摇头。男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

公开招工的第一项成果，是公司不知道拒绝自己的人是谁。

“这很正常。”范文盛说。机器短句已经能够处理常用越南语，复杂意思仍由农文禄补充。范文盛现在也学会了把话拆开，先说结果，再说原因。

“他今天要吃饭。我们只有以后。”

宁诚点点头。知道正常，不等于一点也不难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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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棚外已经站了三十多人。

真正排在登记线前的不到一半。剩下的人围在树下、坡边和水沟旁，有人带着家属，有人只来听，也有人明显在观察越盟与公司分别站在哪里。

公司把招工点设在山谷之外。从这里看不见飞船残骸，也听不见制造节点。外来者只会看见一座竹棚、两块写着规则的木板、几只用于展示与登记的竹牌，还有站在宁诚身后的古米。

赫默和铃兰都留在山谷。医疗节点不会为了招工搬出来当招牌。

宁诚没有预先知道日本人会来。这只是公司第一次正式面对本地人，他必须亲自说明公司能给什么、又不能给什么。

古米是贴身护卫。她今天没有背物资箱，盾牌立在宁诚右后方。为了不把来应募的人都吓跑，她已经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负责搬桌子的人。

效果有限。

桌子确实是她单手搬来的。盾牌也确实比桌面还大。

宁诚腰间多了一支M1910。枪装在简单皮套里，没有上膛。过去两天，他在越盟有用枪经验的人指导下学过最基础的装填、退弹、枪口控制与故障停手，也在安全方向试射过几发。

成绩谈不上好。至少不至于把弹匣装反，或者拔枪时先对准自己。

公司给他的领用记录写得很清楚：招工期间临时自卫，由宁诚本人保管，开火必须用于制止正在发生的致命威胁。

古米看了那张记录以后不太高兴。

“有古米在。”

“就是因为你不能同时挡住所有方向。”

“古米可以站近一点。”

“再近就站到我脚上了。”

古米低头确认距离，往旁边挪了半步。

她仍然不喜欢那支枪。不是害怕武器，是它意味着某个危险可能越过她，最后必须由宁诚自己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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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点的第一条规则也与枪有关。

带枪者必须在外线停下，说明身份与来意。没有提前约定的人，枪械留在看得见、拿不到的位置，再进入登记区。柴刀、锄头和工作短刀不全部没收，但必须离手放在指定木架上。

这不是要求所有本地人向公司解除武装。只是让排队的人不必一直看着别人的枪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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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名应募者是个年轻女人。

她没有问工资，先把一个长期咳嗽的孩子推到前面。

“这里不是医疗登记。”宁诚说。

女人听过翻译，立刻问，只要她替公司做事，孩子以后能不能由赫默治疗。

围观者安静了一点。这是宁诚最担心的问题。

公司真正拿得出手的信誉，首先来自一次成功救治。越多人知道范文盛的孩子活下来，越容易把“替公司做事”和“家属能够被救”连在一起。

“可以到外侧医疗点检查。”宁诚说，“怎么治，要看病情和库存。留下工作不能换到优先，也不能保证一定有药。”

女人问：“那我为什么替你们做事？”

宁诚答不上一个足够动听的理由。

“工作会记账。公司有东西以后，按事先说好的工具、材料或者其他报酬偿还。工作时受伤，可以得到现有条件下的急救。人可以离开。”

“粮呢？”

“当天若有共同口粮，按任务分。没有按月保证。”

女人拉回孩子，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站到围观人群里。这意味着她仍想看，不意味着她已经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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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人带来一袋木炭。

他想知道矿点长期要多少，也想问公司能否用铁锅、斧头和盐交换。

宁诚只答应登记样品和来源。公司能制造部分铁器，不能凭空制造盐，也不能现在承诺每月固定收购多少木炭。矿机的燃料需求要根据运行记录调整，沿路运输同样会限制数量。

男人听完，反而坐到登记桌前。

“他不是来长期做工。”农文禄说，“只愿意按一筐一筐送。每次谈清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竹牌上写的是短工。送到哪个接点，木炭干湿标准怎样，验收后公司欠什么。没有“加入公司”四个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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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个人问能不能领枪。

他很年轻，身上没有用枪留下的痕迹，说话时却一直看着古米身后的警戒位置。他声称愿意替公司守夜，也愿意去日本人活动的公路附近探听。

“以前用过枪吗？”

“摸过。”

“开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谁让你来？”

他不回答。农文禄换了几种问法，年轻人才承认，村里有人听说公司留着一箱新手枪，想知道是否只要登记工作便能分到。

“不能。”宁诚说，“枪单独登记。先有明确任务、训练和命令链，不是来报名就领。”

年轻人立刻失去大半兴趣。他没有离开，却也不肯登记普通搬运工作，只站到另一边观察。

范文盛在木板后写下：问枪，未应募。

宁诚看见了，没有阻止。记录来意不等于把人判成奸细。真正危险的是明明所有人都看见他只关心枪，最后名单上却只剩一句“群众踊跃报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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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个人自称会修车。

宁诚精神一振，问他修过什么。

“牛车。”

“也算车。”宁诚说。

对方能修木轮、车轴和套牲畜的结构，不懂发动机，也没有见过卡车内部。但公司眼下真正需要的，恰好是分段运输使用的滑架、抬架和木轮。

他要求看过现有工具和木料再决定。古米带他到棚后。不到一刻钟，两人便为一副断裂抬架争起来。

古米认为加厚就不会断。修车人认为加厚以后更重，脚夫走窄坡时更容易失足，应该改转向连接而不是一味加木头。

“古米可以搬更重的。”

“路上的人不是你。”

“所以才要结实。”

“结实也要能转弯。”

两人谁也听不懂对方完整的话，全靠机器翻短句，竟然还是吵得很顺。

宁诚听了一会儿，让范文盛把修车人登记到“试做一副新抬架”。不是先宣布他为公司运输主管。先让木架能拐过一个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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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人越来越杂。

一个老矿工只愿意去矿点，不愿进山谷。他曾替范文盛做事，信的是旧工头，不是公司。

一名失去田地的年轻人想长期留下，条件是能带妻子一起来。公司没有住房，也无法保证两个人的口粮，只能让他先做三天接待点修整，再决定是否继续。

一个识得少量法文数字的旧仓库助手愿意帮忙点货，却拒绝接触枪械。他见过法国工头丢货后把责任推给本地仓工，第一句话便是所有交接必须有两份记录。

宁诚给他看竹牌。他检查很久，指出只靠断口能证明两片原本相连，不能证明后来没有在空白处补刻。于是公司又多了一条办法：交接时由双方与一名见证者分别留下记号，追加内容必须三方都在场。

不是每个来的人都在请求公司收留。有人一开口，便在修公司的规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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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前最热的时候，排队暂时停下。

古米把水分给等候者。每人只有一小碗，先来不代表可以多领。有人喝完便走，有人坐在树荫里继续等。

范文盛这时才被推到众人面前。

宁诚没有让他发表忠诚宣誓，只让他回答别人想问的事。

第一个问题是孩子是否真的被救活。

“活着，已经回家。”

第二个问题是公司有没有因为救命，要求他一辈子做工。

“我自己说过把命给他们。”范文盛说，“宁诚不收。他说可以做事，也可以走。”

第三个问题是他拿到了多少粮。

范文盛沉默了一下。

“没有固定粮。孩子治病以后，我先替公司找矿。我在做事的日子一起吃过，家里还是靠家里。”

人群里的议论声一下变大。这不是一份很好听的证明。有人甚至骂他傻。

范文盛没有反驳。

“我留下，不是因为条件好。”他说，“他们救了孩子，也把答应的事一件件写下来。旧矿的路是我知道的，我愿意赌他们能把铁做出来。”

他举起一块已经结清的竹牌。

“两把锄头做出来了。枪也做出来了。公司还欠别的，别人也可以不等。”

有人问，公司会不会最后把矿和路都占走。

范文盛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这三个字让宁诚意外。范文盛没有替公司保证未来永不犯错。他只说自己亲眼看见过什么。孩子被救。卖身被拒。欠工被记录。矿机放下以后再也带不走。还有公司第一次拿到铁时，没有把所有东西都留给自己。

“别人留不留下，我不能替他。”范文盛最后说，“先问你自己要什么，也问公司现在有没有。”

人群没有因此齐声报名。反而又走了几个人。

他们已经听清，公司不会突然发粮，也不会给每个雇员的家属使用高级医疗。继续留下，便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误解上。

宁诚望着空出来的位置，心里发沉。

古米站在旁边，小声说：“走掉的人至少不用以后才发现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博士还是不高兴。”

“招不到人，当然高兴不起来。”

古米想了一下：“可如果他们听错了留下，古米要做更多饭，最后还是没有东西给他们吃。那会更不高兴。”

这个算法简单得无法反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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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，真正的登记才开始稳定下来。

公司没有宣读一长串条例。宁诚只把所有人最常问的事重复成四句。

做什么，先说清。

欠什么，双方都留记录。

危险超过约定，可以停；想离开，可以走。

医疗按病情与库存，不是工钱。

四句话刚说完，登记桌前便有人要求离开。那是上午已经按过手印的一名中年男人。他原本答应去第二转运点守两夜，报酬是一件斧头坯和一份以后可以换盐的欠工记录。现在他的妻子从村里追来，站在棚外骂了很久。

家里只有一头耕牛。男人没有告诉妻子，便答应把牛车一起带来运货。他以为公司会因此多记一份工，妻子却担心牛车进入山路后被日本人或越盟征走。

“公司没有征他的牛车。”宁诚说。

男人低着头承认，是他自己想多赚一点。

妻子要求取消。男人先不肯。两个人当着整个招工点吵起来。机器翻译跟不上，农文禄只好先让他们各说一遍。争到最后，男人不是不想替公司做事。是他已经拿家庭唯一的耕畜，许诺了一份家里没有共同答应的工作。

“牛车不登记。”宁诚说，“守夜的工作，他自己还能决定吗？”

妻子说，若不带牛，可以。

男人却已经没脸继续，要求把整份工作都取消。

范文盛拿出刚做好的竹牌。上面已经写着任务、两夜和报酬。公司的一半在桌上，男人的一半在他自己怀里。

“划掉。”宁诚说。

有人在人群里问，已经答应以后反悔，不扣什么吗。

“工作还没开始，也没有拿走报酬。”宁诚回答，“为什么扣？”

“以后人人都可以临出发再走。”

“那公司会记住他这次退出。下一次急活要不要找他，我们自己判断。”宁诚说，“可人不是因为在竹牌上按过手印，就不能回家。”

男人与范文盛把两半竹牌重新合上。取消标记横穿断口。男人拿回自己那一半，没有被要求撕掉。它同样能证明，他是在任务开始前公开退出，不是带着货物逃跑。

妻子拉着他离开时，围观者让出了一条路。他们没有成为公司的人，却替所有仍在排队的人亲眼试了一次“可以走”究竟算不算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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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一个上午始终站在树下的年轻女人走到桌前。

她不是先前带孩子求医的人。她替家里管过木炭交换，也会数每筐货物。她问公司是否只收能背重物的男人。

“不是。”宁诚说，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她不想去矿点。她愿意在外侧接点称木炭、看封条和记录谁交了几筐。条件是每天入夜前可以回家，也不替任何一边隐藏少交的数量。

旧仓库助手听见以后，先问她会不会写。

不会。

“那怎么记？”

女人从地上捡起几粒石子，按交货者分成不同堆，又用长短竹节表示整筐和半筐。她已经这样替家里记了很多年。

公司不需要先教会她一整套文字，才能承认她会点货。范文盛把她登记为外侧验收试工。她的第一项任务不是证明忠诚，是第二天与旧仓库助手各算一遍同一批木炭，看两边的数量能不能对上。

宁诚看着她把石子收进布袋，忽然意识到公司招来的人不会只填补自己预先想好的岗位。有人会先指出，公司根本没看见哪些工作早已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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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人的具体任务仍然不同。

送木炭的人按批结算。修车人先试做抬架。旧仓库助手先在外侧接点验货，不知道山谷位置。愿意长期留下的年轻夫妇先登记三天工作，公司不承诺三天后一定继续。另有几名愿意搬运、烧炭和清理矿石的人，只接受到特定接点的短工。

最终留下登记的人远少于围观者。木板上却第一次出现了不由越盟统一调来的多个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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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文晋在午后到达。

他没有阻止登记，也没有当众说这些人属于越盟。只把名单从上看到下。

“有两个人来自我们常用的交通村。”

“他们自己来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朱文晋指向其中一个名字，“他还替我们送过信。”

宁诚问：“所以不能替公司做事？”

“可以。”朱文晋说，“但你给他的任务若影响原来的路，我会找他问清。人民可以选，不等于一个选择不会影响另一个人。”

这不是要求公司交出名单控制权，也不是假装招工不会改变越盟原有网络。

“你可以问他。”宁诚说，“不能替他改我们已经谈好的工作。”

朱文晋点头。两人的戒心没有消失。至少没有在招工棚前抢人。

朱文晋临走前，又指向一个始终没有登记工作、却把每句话都听完的男人。

“那是我让来看的。”

男人没有否认。他不是来破坏招工，也不打算假装被公司条件吸引。任务就是看公司怎样登记人、是否借医疗许诺，以及有没有绕开村寨问路。

范文盛问，要不要把他赶出接待点。

“不用。”宁诚说，“把他记成越盟观察人，不是应募者。”

观察人听过翻译，反而主动报了名字。他不领公司报酬，也不进入山谷。公司公开说过的话可以带回去，个人登记中的家庭细节不能抄走。

朱文晋接受了这个边界。公司与越盟没有因一块木板突然互相信任。至少谁在替谁看、看什么，都不必藏在排队人群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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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开始偏西时，宁诚的嗓子已经发干。

登记木板新增了十余行，其中只有几人愿意连续做事，其余都是一次或几天的短工。公司仍然养不起一支庞大队伍。

可范文盛不再是唯一一行。

宁诚看着那些名字，第一次真正感到“收人”不是在系统界面里增加劳动力数字。每一行后面都拖着一家人的粮、旧债、恐惧和打算。

公司若失败，他们不会只损失一份工作。有人会错过农时，有人会被越盟怀疑，有人会因替陌生人运货而进入日军的盘查名单。

宁诚正在接受的，不是天然属于公司的群众。是一群仍然保留退路、却暂时把一段人生交到他手里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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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线忽然传来一声短哨。

负责检查来客的人没有吹敌袭长音，只报告有三个人没有排队，从通往公路的方向直接走来。

最前面是个本地男人。后面两人穿普通卡其衬衣，裤脚和鞋上沾着长途赶路的泥。表面看不出军衔，其中一人提着行李，另一人的右手却始终离腰侧很近。

古米向宁诚靠近半步。

登记区里的人也察觉到不对，交谈声逐渐停下。

三人在外线木牌前站住。

本地男人先用越南语说，他们不是来找工。

随后，走在中间的日本人看向宁诚。

他用生硬中文问：

“日本军人，在这里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