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014 三个人去问个明白

五月六日夜里，太原驻地收到第一份可靠消息。

不是尸体。

是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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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岛少尉把口供翻到第二页。

“你看见人了？”

跪在灯下的男子摇头。

“听见日语？”

他又摇头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是日本兵？”

男子说，村里有人拿军用水壶换盐，还有人找过会处理枪伤的人。夜里送饭时，竹棚后传出过日本人的咳嗽与呻吟。看守不让外人靠近，只说这些人从北边来的战斗里被抓。

田岛看向翻译。

翻译没有保证消息准确，只说“北边来的日本伤兵”这句话在两个村都出现过。

“两个村？”

“另一个更远。人数也对不上。”

一份报告说有六个人。

另一份说有几十个。

还有人声称见过一支首尾看不到的俘虏队伍，夜里从山路经过。说话者无法讲清日期，只记得很多人没有枪，军官与普通士兵被分开。

四月二十六日进入山地的搜索队有百余人。

到现在，一个都没有按原路线回来。

驻地最初的判断是：无线电损坏、道路受阻，或者部队临时改变搜索方向。随后巡查队在几个岔路口找到零散脚印、丢弃物和战斗后的痕迹，却没有发现足以解释百余人全部消失的尸体。

如果村里的日本伤兵传闻是真的，搜索队就不是在山里集体迷路。

他们打过一仗。

而且输了。

田岛把口供放到左边，没有立刻写结论。

“借出去的米从哪里来？”

男子说出几个村名。

“谁负责送？”

又是几个不同的人。

“他们都属于越盟？”

这次男子迟疑得更久。

有人替越盟做事。有人只是被要求给伤员一口吃的。还有人用粮换回盐、布和一件缴获物。

田岛皱起眉。

驻地习惯把不听命的人统称为越盟。

山里的人却不会因此自动变成同一支队伍。

“把提供水壶的人再找来。”田岛说，“不要先抓。先问他从谁手里拿的。”

地方联络男子松了一口气。他显然担心日军会把没能给出确切地点算在自己头上。

田岛没有安慰。人走以后，他才在报告边写下第一句判断。

失踪搜索队可能遭到集中伏击，部分人员被俘并分散转运。

“可能”两个字写得很小。

责任却已经大得很难装进纸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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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岛随后去了通信室。

四月二十六日的值班记录仍夹在最下面。高桥大尉带队进入山地以后，按约定应在傍晚前回报。通信兵先后呼叫了数次，只收到杂音。第二天巡查队沿原路搜索，没有发现完整电台，也没有收到任何临时更换频率的信号。

值班军曹坚持认为可能是山谷地形阻断无线电。

“地形能阻断两周？”田岛问。

军曹不说话了。

名册上确认随队进入的人超过一百。旁边还有补入人员、临时脚夫和地方协力者的记录，数字彼此对不上。最初出发时，这种差异只被当作山地搜索中无需精确的小事。现在每一个没有写清的名字，都可能变成驻地无法解释的失踪者。

田岛让人把家属询问与未发军饷记录也调出来。

有人已经收到部队“任务延长”的答复。有人被告知不得继续打听。驻地越想压住消息，营房里关于整队被越盟吃掉的传闻便越多。几个没有参加搜索的士兵开始拒绝单独离开公路，还有人声称山里出现了会让人无法开枪的妖术。

田岛不相信妖术。

他相信一支没有发出报告、没有送回伤员、也没有留下成片尸体的部队，已经不再受日本方面控制。

“高桥带了地图和电台。”通信军曹提醒。

这意味着对方得到的不只是步枪。如果地图、频率记录和驻地联络方式落入越盟手里，原本用来继续搜索的每一次呼叫，都可能反过来暴露日本人的判断。

田岛在报告里增加了一项核实目标：失踪电台与地图是否被缴获。

驻地长官看过以后又划掉了“地图”二字。

“还没有证据，不要扩大。”

田岛没有争。他把这一项留在自己的笔记里。正式报告可以压低失败，去山里问话的人若也按压低后的版本行动，只会更快送出下一批失踪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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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件证据在五月七日上午送来。

是一把锄头。

公路岗哨从一名赶路女人手里扣下它，只因锄刃看起来太新。女人声称替山里的陌生人带过路，对方欠她工钱，后来用两把锄头结账。

岗哨先问陌生人是不是中国军队。她说不知道。又问是不是法国人。她仍然说不知道。只知道那里有会治病的人、有力气大得不像人的女人，还有机器能把旧铁变成新工具。

田岛把锄头放到窗边。

它不是军用品。没有番号，也没有工厂铭文。锄刃形状完全适合本地木柄，表面却找不到小铁匠反复锻打留下的痕迹。材料均匀，边缘经过实际使用，只出现很浅的磨损。

驻地军械人员检查以后给出回答：“可以用。”

“哪里做的？”

“不像附近铁匠。”

“法国工厂？”

“也可能是中国货，或者旧库存重新加工。”

“能不能从这把锄头看出对方有多大工厂？”

军械人员看着他，像在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故意刁难人的问题。

“不能。”

田岛把锄头翻过来。一件农具证明不了山里有兵工厂。却能证明借粮报告里的“陌生人”不是完全虚构。有人确实在越盟活动区外侧，用本地人能立刻使用的东西支付劳动。

这不是法国殖民当局过去的征工方式。也不像越盟现有的小型修械点。

“女人呢？”

岗哨长说已经扣着。他知道地点？只到一个接点。山谷？没听过。

岗哨长建议用刑。

田岛拒绝了。

不是因为仁慈。女人手里只有半条路。把人打坏也不会让她凭空知道后半段。更可能的结果，是沿线所有带货人立即躲起来，让原本还能观察的线索全部消失。

“记下她去过的接点，放人。”田岛说，“锄头留下。”

岗哨长不太满意：“她替匪徒做事。”

“所以让她继续做。”

只要那条交换还在，下一件工具、下一袋粮和下一个问路的人就会经过某处。

田岛在第一份判断下面补上第二句：越盟活动区附近可能存在具备医疗和小规模金属加工能力的第三方。

这一次，“可能”写得更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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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，北面另一处驻军来了人。

他们不是来提供消息，是来划清责任。

失踪搜索队虽然从太原方向进入山地，最后活动范围却可能越过各处警备线。北面的军官认为，若俘虏已经被转往其他辖区，继续由太原单独承担搜索没有道理。太原方面则反问，北面为何没有拦住可能经过的俘虏队伍。

双方在地图前争了半小时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先把“百余人被俘”写进正式上报。

一支搜索队通信中断可以解释为山地事故。百余名日本军人被越盟押着穿过多个村寨，则意味着地方控制已经比报告里糟得多。

驻地长官最后要求压低措辞。

“失联部队下落不明，发现疑似伤员与缴获物线索。”

田岛看着那行字：“如果对方已经拿到整批步枪呢？”

“没有确认。”

“如果第三方正在替他们制造武器？”

“一把锄头不是武器。”

“他们先做锄头，不代表只会做锄头。”

长官把报告推回来：“所以需要确认，不是现在把最坏推测全部上报。”

田岛明白他的意思。确认需要人去。确认失败以后，责任也可以先落在去的人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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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七日夜里，第三条消息终于出现。

这次没有实物。

一个经常在太原与山村之间做小买卖的本地协力者带来传闻：山里那些陌生人准备公开找工。不是越盟替他们征调。他们自己问谁会背货、修路、烧炭和看机器。

报酬说得很奇怪。现在没有稳定现钱，粮食也不保证按月发。做过什么会写在两块可以拼合的竹牌上，将来用工具、材料或其他东西偿还。人可以做完离开，也可以当场拒绝。

“这种条件也有人去？”田岛问。

协力者笑了一下：“去看的多，留下的不一定多。”

“为什么看？”

有人家的孩子被救活。有人拿到了不会轻易卷刃的锄头。也有人听说陌生人手里有一批新手枪。

最后一句让屋里的人都抬起头。

“多少？”

协力者不知道。

“什么枪？”

他说比南部式小，能藏在衣服下。

“谁拿到了？”

越盟的人拿到一些。陌生人自己也留着。

三条原本互不相干的线索终于互相咬住。

日本伤兵需要医疗与额外口粮。陌生工具证明第三方能够加工金属并支付本地劳动。独立招工和新手枪传闻则说明，这个第三方不只是被越盟藏起来的一群难民。

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意图。

也可能有自己的武装。

田岛把前两日的材料全部摊开。

“他们和越盟是一伙？”

协力者回答：“有人说是。也有人说他们为枪和矿吵过。”

“矿？”

“山里最近有人运红石头和木炭。路被分成几段，没人走完全程。”

这又是一个无法定位的消息。却解释了为什么锄头会突然出现。第三方的加工能力需要铁。他们开始找矿、招人，再把少量工具送出去。

“法国人呢？”

协力者说，旧矿附近有人见到两个躲藏的法国人。他们似乎在替陌生人看地、修排水，却没有进过对方真正住的地方。

田岛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圆。圈内包括几条山路、多个村寨和大片无法由驻军实际控制的林地。

不是一个可以立即炮击的目标。驻地甚至不知道陌生人的营地是否就在圈内。

“先接触。”田岛说。

北面来的军官冷笑：“接触越盟？”

“接触第三方。”

“如果他们就是越盟？”

“那也要确认失踪人员和武器。”

“带多少人？”

田岛没有提议派一个小队。一支武装队伍进入山地，只会让沿线所有人消失，也可能重演四月二十六日的失联。三个人更容易沿已有传闻找到外侧接待点。

“两名日方人员，一名本地带路翻译。”他说，“公开问，不进山搜。”

会议没有因此变得简单。谁签发任务？三人代表哪一处驻军？若对方要求释放俘虏，谁能承诺？若第三方愿意绕开越盟接触，日本方面能给什么条件？每个问题都超出一名少尉能够决定的范围。

驻地长官最后给出的授权很含混。

确认失踪人员是否被俘。确认缴获武器去向。确认不明第三方的国籍、规模、立场和是否愿意单独接触。必要时要求交还日本人员与武器。

没有写承诺对方安全。也没有写三人进入越盟控制区后享有正式使者地位。

田岛又问，若第三方愿意谈，日本方面能给什么。

“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当地？”长官说。

“他们若已经有自己的武装，不需要我们口头允许。”

“那就保证不攻击。”

“保证多长时间，哪一支部队不攻击？”

屋里再次安静。太原驻地只能约束自己能够联系到的部队。北面、富寿与宣光方向各有警备力量，谁都不愿在情况不明时替所有驻军承诺。

有人提议提供粮食。可公司既然已经开始找矿和招工，少量粮食未必足够换回百余名俘虏与整批武器。有人提议承认他们与越盟不同。这更像一句情报分类，不是实际条件。

佐原还没有被选入三人组，已经在会议后排听得不耐烦：“先让他们把皇军人员交出来。愿意交，才有谈的必要。”

田岛问：“他们若要求交换俘虏？”

“匪徒没有资格提条件。”

“第三方不是越盟？”

“如果扣着皇军人员，就是一样。”

这正是田岛担心的地方。驻地希望他判断第三方能否从越盟中剥离，却不愿在接触以前承认对方拥有任何可谈的权利。最后能带上路的，只剩日本军身份、含混授权和几支手枪。

这些东西在太原城里很有分量。进入山地以后，未必比一袋粮更有用。

田岛指出这一点。

长官回答：“你们不是去签条约。先把人找出来。”

换句话说，三人可以用“接触”的名义要求对方配合。出事以后，驻地也可以说他们只是去核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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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名日方人员选了佐原军曹。

他在太原周边执勤时间更久，见过几条山路，也更相信佩枪与身份足够压住地方人。听完任务以后，他第一个问题不是安全保证。

“能带回几个俘虏？”

“先确认。”

“如果看见我们的枪在匪徒手里？”

“记下数量。”

“不收回来？”

田岛看着他：“三个人去收百余人的枪？”

佐原沉默了。他没有放弃，只把这件事换成“视现场情况”。

本地协力者暂名阮有福。他不是从驻地档案里随便挑出的向导。正是他带来招工传闻，也认识那名曾把锄头带到公路上的女人。他没有走过山谷路线，只知道几个外侧接点和最近准备公开接待外人的地方。

“他们会让日本人进去？”田岛问。

阮有福回答，若穿军服、带一队人，路口就不会剩一个人。佐原问：“那要装成商人？”

“不用装。”阮有福说，“先像普通来问工的人走到能说话的地方，再表明身份。你们若一开始就在村口喊日本军，没人会留下听第二句。”

这不是秘密潜入。三人没有伪造身份，也没有准备夜间翻山越过岗哨。他们只决定不穿最显眼的制服外套。

田岛穿普通卡其衬衣，文件与证件放在贴身袋里。佐原坚持携带手枪，并把另一支备用枪藏在行李中。阮有福带短刀和通行所需的本地文书。田岛同样带枪。

驻地没有人认为，进入可能藏有百余名俘虏的区域时应当完全解除武装。也没有人与对面确认，带枪进入接待点是否会被接受。

出发前，阮有福让两人先练一遍怎样说明来意。

田岛准备的第一句是：“日本军代表前来联络。”

阮有福问：“代表哪一支？”

田岛指向任务文件上的安部队印记。

“那就说这个。”

“山里人不知道安部队。”

“说太原日本军。”

佐原插话：“直接让他们叫负责人出来。”

阮有福摇头：“接待点若先问你们是不是来找工，怎么回答？”

佐原觉得这个问题荒唐。田岛却把回答写了下来：不是找工，前来询问失踪日本人员，并与山中外国组织负责人会面。

阮有福将它译成越南语时，把“负责人”换成“能够回答的人”。公司究竟谁能代表、越盟是否在场，他都不知道。

田岛又准备了一句简单中文。

“日本军人，在这里吗？”

他的中文不够处理谈判，只够让陌生人听出问题。

三个人把来意练了两遍。没有人练习若对方要求交枪，该怎样回答。在佐原看来，日本军人向地方接待点交出武器，根本不属于可以讨论的情况。

这个没有讨论的问题，后来成了三人带上山路的最大分歧。

当时谁也没有把它正式写进风险记录里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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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八日，三人先沿公路询问。

第一处村寨说不知道。第二处有人承认听说过医生，却把方向指向相反山口。第三处的保长一见日本证件便连声保证越盟从未出现，桌下却放着一把刀刃过分整齐的新柴刀。

佐原想当场抓人。田岛阻止了。

抓一个保长只能得到一屋子提前准备好的否认。他们需要让消息继续流动。

当晚，阮有福从一个旧相识那里问到，公司会在第二天上午接待找工的人。地点不在村里，也不在越盟公开驻地，只是一处由几条山路可以抵达的外侧棚场。

田岛把位置标在地图上。它仍然只是一个接触点。不是山谷。更不是矿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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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九日天未亮，三人乘车离开太原。

车辆只送到适合隐蔽停放的道路附近。余下路程要靠阮有福辨认。

佐原一路抱怨山路和湿气，认为地方人只要看见证件便会交代。田岛没有附和，却同样相信，对方若真是外来公司，就不会为了越盟主动杀死前来接触的日本人员。

他们没有正式安全保证。没有统一谈判权限。甚至没有对方同意会面的回信。

三人带着一份可以要求很多、却不能承诺多少的命令进入山路。

天亮后不久，阮有福在一处岔路停下。

路边挂着一块新削的木牌。上面的越南文字很简单。

找工与询问，在前方登记。

他认出了通往公司接待点的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