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017 谁把日本人带到这里

三具尸体还没有运走，公司与越盟已经同时伸手去拿同一只文件袋。

“放下。”

古米把盾牌向前挪了一点。越盟来人也没有松手。

文件袋的一角沾着田岛的血。两边各抓一侧，谁都不敢真用力，薄纸却已经发出快要裂开的声音。

“先放桌上。”宁诚说。他的声音仍然发哑。

农文禄把话翻过去。两边的人互相盯着，最终把文件袋放到一块清出的木板上。谁也没有拿走。

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。

越盟要求接管三人的证件、道路笔记和本地协力者留下的口供线索，以便立刻封锁沿路接点。公司要求先在原位置登记全部物品，核对谁碰过、谁看过，并保留一份完整扫描。

越盟要询问所有仍在场的应募者。公司不允许把刚来找工作的人当成一批默认嫌疑人。

越盟认为尸体不能继续放在公开接待点，必须尽快转移。公司则担心尸体与武器一旦分开，第二天便会出现另一个版本：三人没有拔枪，公司也没有开火，或者日本人死在别处。

田岛生前没能让公司与越盟分开。死后却让双方在他的文件袋上先争了起来。

“朱文晋什么时候到？”宁诚问。

“已经在路上。”越盟带队者回答，“你们先关闭接待点。”

“已经关了。”

“所有出去的人要拦回。”

“不能全拦。”宁诚说，“有人带孩子，有人只是围观。你把他们抓回来，日本人没问完的事就由你继续问？”

对方脸色沉下来：“他们里面可能有人带路。”

“可能。也可能三个人就是沿公开木牌走来的。”

“木牌是谁立的？”

“公司。”

宁诚承认得很快。这让对方准备好的指责停了一下。

公司公开找人，便必然让原本不知道接待点的人得到一条可走的线索。宁诚不能一边要求独立接触群众，一边把由此产生的所有暴露都推给越盟情报不足。

可承认这一点，不等于把所有人交出去。

“先记下已经离开的人往哪个方向走。”他说，“越盟可以派人提醒沿路村寨，不准以询问为名拘押。愿意回来作证的人回来，不愿意的，记下以后再问。”

带队者没有权限立刻接受。双方只能继续守着现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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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默在日落后赶到。

铃兰与山谷防御人员留下，制造节点也进入最低运行状态。赫默只带基础检查设备和两名助手，先看范文盛的伤，再检查宁诚。

“我没有中弹。”宁诚说。

“我看得出来。”她把检测片贴到他颈侧，“心率仍快，双手震颤，听力受到近距离枪声影响，暂时没有更严重的身体损伤。”

“今晚不要再碰枪。”

“已经交给古米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宁诚看向三具盖着布的尸体：“他们呢？”

“先做外部检查。死亡原因只能给现场可确认范围，不替任何一方写政治结论。”

赫默掀开第一块布。佐原颈部与后脑遭受严重撞击，已经死亡。田岛有多处枪伤，致命损伤需要进一步检查。阮有福头部遭木轴击打，现场同样没有生命迹象。

她让人分别标记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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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米站在佐原旁边，一直没有说话。

赫默检查完，才问：“你怎么做的？”

古米把动作重新演了一遍。抓手腕。隔开宁诚。夺枪。向外推离。

“用了多大力量？”

“古米不知道。”

“当时目标？”

“让他离博士远一点，让枪不要拔出来。”

赫默没有说她不该保护宁诚。

“结果超出目标。”她说，“以后复盘怎样限制力量。现在先记清，不要因为害怕结果，就把自己当时看见的枪和动作忘掉。”

古米点头。她的眼睛一直落在布下那只被盖住的手上。

宁诚则按要求复述自己开枪前看见的东西。盾牌。田岛的枪口。古米露出的肩。第一声已经响过的枪。至于自己究竟开了几发，他仍无法确定。

公司武器记录可以核对弹匣余量，现场也能寻找弹壳。赫默却先让他停止反复回想。

“记忆在高压后可能不完整。”她说，“用物证补，不要为了得到一个马上能接受的故事，把空白硬填上。”

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现场所有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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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盟来人开始按位置询问。

旧仓库助手看见佐原越线，也看见古米阻拦。外侧验收的年轻女人撤得更远，只听见争吵和第一声枪，没有看清谁先拔枪。越盟观察人从头到尾在土坡后。他能确认田岛一方拒绝卸枪，也能确认宁诚曾让他们离开，却无法看见桌后的宁诚何时拔枪。

修车人承认自己击打阮有福。他说阮有福先拿刀伤了范文盛，又要去抓备用手枪。范文盛能证明刀伤。不能证明修车人那一下是否只有“打掉刀”的力量。

证词没有自动拼成一条完美录像。它们彼此重叠，也留下缺口。

赫默把物证检查、伤势记录和不同证词分开保存。

“这些先留公司。”宁诚说。

越盟带队者立即反对：“日本人会沿路来。证件里可能有接头和驻军信息。”

“可以一起看。”

“文件必须带走。”

“扫描以后。”

“需要多久？”

“半小时。”

两边最后都留人在桌旁。公司设备逐页扫描，越盟人员同时抄下能读懂的姓名、印章和地点。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得把另一方赶出房间、单独解释文件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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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岛的任务文件证实，他受命核实失踪人员、缴获武器和不明外国组织。文件没有正式会谈地点，没有对面签名，也没有共同安全保证。

随身笔记却比正式文件写得更多。

其中记着日本伤兵口粮、陌生锄头、公司招工、法国工程师和新手枪传闻。另有一张很粗的路线图，从公路盘查点到几个村寨，再到外侧接待点。

路线在接待点结束。没有山谷。也没有矿点的准确位置。

阮有福带的本地文书旁边，夹着几个名字。带短刀的女人在其中。还有一名提供医疗传闻的村民、一名曾经运送俘虏口粮的人，以及几个并不知道公司营地的脚夫。

“谁泄露？”越盟带队者问。

农文禄看了很久：“不是一个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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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短刀的女人在夜里被找回。

不是拘押。她听说接待点死了人，主动带着那把曾被日军检查的新锄回来。

岗哨当时扣下锄头问了半日，画下外形，又追问从哪里得到。她只说替一群山里人带过路。没有说山谷，也说不出矿点的准确位置。

“为什么提山里人？”越盟来人问。

女人反问，如果她说锄头从天上掉下来，日本人会不会相信。

她当时想保住自己，也想把锄头拿回来。能说的只有公司已经公开过的部分：做工、欠账、交工具。日军最后放人，是为了看她以后还往哪里走。

“有人跟踪你？”

她不能确定。回程时换过两条路，也在亲属家住了一夜。可只要日军继续盘查其他人，她是否甩掉一个跟踪者并不决定整条线会不会暴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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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被叫来的是曾替俘虏队送过一段粮的人。

他从未见过宁诚。也不知道公司。当时只接到任务，把米送到一处临时看押点。那里有十几名日本俘虏和几名伤员，第二天人又被分开转走。后来日军协力者到村里问突然多出的借粮，他为了不让自己被当成越盟成员，只说粮是给日本伤兵。

这句话证明俘虏活着。也把日军注意力引向更深的山路。

“你应该先告诉组织。”越盟带队者说。

送粮人低下头：“谁是组织？”

找他借粮的是邻村熟人。接货的是一支自卫队。押俘虏的人只说不要问。事后没有任何人告诉他，若日本人来盘问，应当找谁、说什么，或者家里因此遭到抓捕由谁负责。

朱文晋听过转述，没有继续责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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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人是一名去过医疗接待点的家属。

他把赫默能处理枪伤和高热的消息告诉了患病亲属。亲属又告诉做买卖的人，最终传到阮有福耳中。这个人连一件公司工具都没拿过，只记得医疗棚大致在哪一侧。

三个普通人。三段都不完整的消息。没人拿到一张完整山谷地图，也没人把所有秘密一次卖给日军。

田岛仍然沿着它们走到了招工点。

锄头在公路上被看见。孩子获救的消息由病人家属传开。俘虏需要吃饭、换药和转运，沿路留下几十条不同的目击。公司公开招工以后，木牌与来往人群又给了阮有福最后一段路。

没有谁知道全部。消息仍然在日本人手里拼到了一起。

“所以招工点暴露是公司的问题。”越盟来人说。

“俘虏和武器消息先传开，是你们的问题。”范文盛捂着包扎后的手臂反驳。

“百余人怎么可能不传？”

“那为什么没告诉公司，日本人正在递话？”

对方停住了。

越盟确实收到过零散接触要求。地方渠道传来日本人想问失踪部队，也有人说是诱捕。消息没有明确日期、地点和第三方目标，被分散在其他警报里，没有及时送到公司。

公司也没有主动问。它把外侧接待点当成不知道山谷位置便足够安全的地方。

双方都只看见自己控制的半条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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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文晋抵达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
他先看扫描件，再看伤势与证词记录。最后才走到宁诚面前。

“你们开了一个我们不知道谁会来的口子。”

“你们知道日本人在找俘虏，却没有告诉我们接触要求已经出现。”宁诚回答。

“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来这里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两句话撞在一起。没有人因此免责。

朱文晋指出，公司坚持独立招工，却仍使用越盟控制的道路、翻译与外围警戒。日本人沿传闻找到接待点以后，最后还要越盟封路和转移人员。

宁诚则指出，越盟希望掌握所有外部联系，却没有能力阻止百余名俘虏、缴获武器和医疗传闻扩散。若公司只能等越盟筛完所有消息再接触任何人，就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底。

“你们的班底今天死了人。”朱文晋说。

“你们的俘虏消息把日本人带到路上。”

“三个人是来找公司的。”

“因为公司真的存在。”

宁诚说完，胸口又开始发紧。他原本想证明自己没有主动招惹日本人。三人不是他邀请的，会面也没有约定。可公司公开收人、制造工具、交付枪械和开矿，哪一件都在让自己变得可以被发现。

“我不能再拿‘不是我叫他们来的’当作没责任。”他慢慢说，“公司开了点，立了木牌，也决定不用你们统一调人。这些都是我答应的。出了事，公司承担。”

朱文晋没有因他认错便结束争论。

“怎么承担？”

“受伤的人公司治。今天登记后因风险退出，不记违约。死者与证件按实记录，不编成三名日本人偷偷摸进山谷。接待点暂时关闭，重新选外层位置和警戒方式。”

“以后所有日本方面接触先交给越盟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朱文晋盯着他。

“公司保留自己接触外部人的权利。”宁诚说，“但涉及你们的俘虏、人员和道路，必须通知你们。反过来，任何与公司、矿区和我们雇员有关的日方消息，也必须通知公司。”

这不是互信。是互相承认，对方掌握着自己缺少的一部分危险。

朱文晋最终接受了暂时关闭公开点。没有接受公司从此可以随意另开。

新的接待位置、道路警戒和对外联系人要另谈。公司仍能自己招人，越盟也会继续派公开观察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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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边先确定了一条能立刻执行的办法。

今后凡是有人在沿路打听公司、陌生工具、医疗点、矿石或外国人，不等确认来者身份，消息先各送一份。越盟交通员把一份送自己的线路，公司外侧登记人把另一份送公司。

“会有很多假消息。”朱文晋说。

“也会有人故意让我们来回跑。”宁诚回答。

“那你还要？”

“这次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等消息变得确定，最后三个人已经站在木牌前。”

公司不能要求越盟把全部情报网交出来。越盟也不能只用一句“还没确认”决定公司是否有资格知道。双方先共享与对方人员和设施直接相关的原始警报，判断仍各自负责。

农文禄提醒，外侧登记人未必识字。于是警报先用五种能画在竹片上的记号：问人、问枪、问药、问矿、问外国人。地点与人数另由口信补充。

这套办法粗糙得远称不上情报制度。至少下一次再有人连续问到其中三项，不会等到他出示日军证件，双方才发现那些问题原本在不同人手里出现过。

古米问：“以后还招人吗？”

朱文晋先看向宁诚。

“招。”宁诚说，“不是明天，也不能还用这个点。但公司不能因为第一次公开招工死人，就重新只等越盟把人送进来。”

“日本人也会再来。”朱文晋提醒。

“所以要改警戒、位置和通知办法。”宁诚说，“不能把‘危险’直接改写成‘所有人都不许自己来’。”

古米轻轻碰了碰盾牌上的弹痕。

“那下次，古米要站得更合适。”

宁诚没有说下次一定不会死人。他只回答：“我也要做得更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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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次不能再只靠临场反应。

尸体在完成记录后移到外侧一处单独看守的棚里。双方都不主张立即把尸体送回日军。沿公路运送三具尸体会暴露更多路线，也可能被日本方面当作示威。就地秘密埋葬又会让“接触组三人失踪”变成更大的借口。

决定暂时搁置。

武器、证件与个人物品分别封存，清单由公司和越盟各留一份。

对外说法同样没能统一。越盟倾向称其为 armed Japanese agents，携枪闯入、试图控制接待点后被击毙。公司坚持补上：三人曾公开表明日军身份，双方进行了问话；他们没有共同安全保证，也拒绝按现场规则卸枪；佐原先越线拔枪，田岛随后开火。

“写这么多，村里人不会复述。”朱文晋说。

“那就别让一句话替所有细节。”

最后对外只发布最短的事实。

三名日军相关人员携武器进入公司公开接待点，拒绝卸枪并在冲突中开火，三人死亡。详细经过保留记录，未宣称他们是受共同保证保护的使者，也不宣称他们从未开口谈判。

每一方仍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治判断。至少不先把物证改成方便动员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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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深以后，上午登记的人陆续回来取竹牌和个人物品。

有人把两半竹牌合上，要求取消尚未开始的工作。公司按规则划掉任务，没有追问他是不是怕死。

一个准备连续做三天的年轻人带着妻子离开。他说日本人已经知道接待点，公司又没有粮，继续留下只会让家里同时失去两个人。

送木炭的短工也暂停下一批。他不愿让驮畜沿已经被日本人认识的方向走。

外侧验收的年轻女人没有取消。她要求把工作地点改到更远的接点，并增加“遇盘查立即弃货”的条件。

旧仓库助手也留下。他不是因为突然不怕日本人。

“今天如果没有两份记录，”他通过农文禄说，“明天每个人都会说自己看见了全部。现在至少还有东西能对。”

修车人最后一个走到桌前。他手里没有竹牌，只有打死阮有福的那根木轴。

“我还能做工吗？”

宁诚看着他。

“你想留下？”

修车人说，他不知道。回村以后，阮有福的亲友可能找他，日本人也可能把他算成杀人者。留在公司不是报恩，更像是事情已经把他推到了这里。

“今天不决定。”宁诚说，“先接受检查，明天再选。公司不会因为你杀了人，就自动把你当自己人；也不会现在把你交给任何来要人的一方。”

修车人点头。他把木轴放到物证旁，去外侧休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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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的人不是同一种人。

有人相信公司保护了招工者。有人只是已经无法假装自己与公司无关。还有人仍在计算，风险增加以后，公司未来的铁与武器是否更值钱。

这一次选择，比上午听见锄头和医疗时更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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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十日天亮前，第一名交通员赶到。

北面驻军开始增加盘查，寻找失踪人员和越盟交通站。

上午，第二名信使从更远的方向带来消息。另一处日军也在集结，询问的重点是越盟机关、粮站和道路，不知道公司名字。

中午以后，第三名信使从𢄂朱方向赶回。他带来的消息最具体。

一支由太原方向北上的日军队伍正在逐村查问矿石、木炭和车辆。他们向一名脚夫出示过新锄的图样，也问最近是否有外国人修旧法国矿路。

三名信使带来三个方向、三种兵力和三套目标。

唯一相同的是，日军开始动了。

朱文晋把手指落在第三条路上。

“这一支，”他说，“不是只在找越盟。”

他们正在沿公司留下的运输痕迹，向𢄂朱与矿区之间移动。
